[冷眼] 書畫藝術與國文課上的福爾摩斯

大阪市立美術館中的高校書道社美展

        2016年冬天前往日本北海道旅行，因為省錢，所以不搭直航班機，而是轉往大阪短暫停留一天以後回台。住在難波地區，就想去大阪最高的Harukas展望台走走，路經大阪市立美術館，本只是想上上廁所，恰好有以高校書道社為主的書畫展，因而順道一觀。展覽集合十多所大阪市內的高校，所以展品都是學生作品，因此水準難稱一流。然而展場佈置的用心，與作品呈現形式的創意，那是在華語地區難以企及的。其一，這些作品奇形怪狀，不符合書畫格式比比皆是，至少在台灣不會展出這些作品；其二，學生展覽，有些作品筆畫之拙，甚難上大雅之堂，故無法展出這些作品；其三，高中學生社團作品要在市立等級美術館特地布展，難上加難。

        但是，這些作品一併在大阪市立美術館地下室幾百坪的展場中呈現，卻讓我驚豔連連，也連帶著影響我下學期為體育班學生設計的書畫課程——即使我的書法寫得很爛。

        這個經驗迫我思考，沿襲傳統的確是有必要，但是若因這種原因而扼殺了從無套路的創意思維，卻也是另外的一種「反教育」。如同當年在高中母校代課，恩師拋給我的議題一樣：「如果讓韓愈用白話文寫〈師說〉，那麼這篇白話文版的〈師說〉會不會一樣也成為經典？」這樣的思考我在當時之前從未想過，第一次覺得「對啊，為什麼文章寫成了白話文，就會讓許多人認為沒了價值？」

        我們在談明代散文發展的過程中，一定會提及摹擬主義是造成明代文學流派彼此對立的很大原因，小品文會獨特也正是因為能夠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擁有獨立的文學靈魂。因此公安派大家袁宏道就這樣說：「代有升降，而法不相沿，各極其變，各窮其趣，所以可貴，原不可以優劣論也。」文學之所以是文學，承載的媒體一點也不是重點。

        所以國文課正是因為無用，所以才應該要有趣吧，莊子不也曾經說過：「無用之用，是為大用。」現代詩之所以讓文青們如此著迷，不也就是在無用之外，尋找到一處印證生活的大用。文學，本來就是這樣才夠迷人。把國文課逼入死巷子的，從來都不是這些東西的無用，而是教育制度的扭曲。

        所以文言文的比例，即使是0%，難道身為一個語文教育者就不能有所作為，就不會教書了嗎？更且現在的思維絕非比例之爭，而是尚古賤今的想法。這些比例之外，更為重要的「文學性」難道沒人思考？誰能告訴我選「劉姥姥進大觀園」、「王小玉說書」對於《紅樓夢》、《老殘遊記》的意義（最好是讀了劉姥姥就知道金陵十二釵人物性格，或是明白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的定義啦）？為什麼不能選讀一篇有趣的艾西莫夫短篇小說？我的答案很簡單，因為這些東西都不重要，你只要會考試就好了。

        要鬆綁語文教育，拜託不是幾趴幾趴的比例了，就算100%文言文，你也只不過是訓練出一個科舉進士出來而已。我很期待，哪一天我可以不要在課堂拼命趕課上〈台灣通史序〉，只為了段考或是學測的進度，而是可以和學生一同討論福爾摩斯跳下雷清貝瀑布後的幾個可能性，那才是語文課對於學習者產生意義的開始。